范蕊
【摘要】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交往在学校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交往主要存在着交往形式的表面化、交往方式的模式化和交往过程的疏离化三个方面的问题；辅导员和学生家长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这就需要辅导员和家长应互相理解、辅导员应建立灵活的工作方法、辅导员应重视语言对话的技巧，这样辅导员才能和家长良性互动，共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关键词】教育交往 辅导员 学生家长
中图分类号：G456 文献标识码：A
教育交往是指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如辅导员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辅导员与家长、辅导员与学校领导等)之间通过媒介（主要是语言）所进行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关系。
其具体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体间性。教育交往是发生在多个主体间的行为，每个人都是交往的主体，都是彼此关系的创造者；第二，语言中介性。教育交往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哈贝马斯认为：“对人这种‘存在于口语交往结构中的生物种来说’，语言更具有普遍的、不可回避的、先验的约束力量。[1]第三，关系性与活动性。指交往既是一种关系性范畴又是一种活动性范畴。
由此可见，作为教育交往中的重要类型的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交往，在学校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学生的成长不仅需要学生的努力，也需要辅导员、家长等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作为工作在学生工作第一线的辅导员，更应该重视与学生家长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一
根据笔者的一项在辅导员（30名）与家长（70名,在机关工作的家长占18%，工人占23%，农民占25% ，无业人员占25%，其他占9%）中的抽样调查显示，69.9%的辅导员认为辅导员和家长应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72.1%的家长希望能和辅导员进行沟通；78.9％的辅导员没有与家长定期联系的习惯，88.9％的辅导员联系学生家长是因为学生临时有事；91%的辅导员都是靠电话与家长联系，约2%的辅导员利用飞信等通讯手段与家长联系，1.8%的家长使用电子信箱与辅导员保持稳定的长期联系。
根据笔者的抽样调查，可以看出，目前辅导员与家长之间交往存在着以下问题：
1．交往形式的表面化
虽然很多辅导员都或多或少地与学生家长发生联系，但却往往流于表面化，即与家长的交往只有交往的形式（如建立了家长联系卡），却没有实质的内容（很少与家长发生联系），更不用说与家长的情感交流了。
具体表现就是间接交往较多，直接交往较少。由于网络、电信事业的发展，除非特殊情况需要家长到场，辅导员与家长之间的交往一般是在学生出现问题时，采取电话告知的方式联系家长。
在这种间接交往中，虽然交往的主体同时存在，但是声、形、神分离。“突出地表现在主体面前的是视频、屏幕等界面，而交往主体的另一方虽然也在场，却隐而不现，使真实的交往主体成为虚拟化主体”。[2] 因缺乏直接见面的互动，辅导员往往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与家长沟通，达不到与家长交流的真正目的。一旦辅导员将交往的家长视为一个为完成工作或者自我完善的工具时，交往的真正目的就被淹没，而家长也会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将对方（辅导员）视作满足需要或者达成自我目的（如让孩子得到老师的更多照顾）的工具，思想交流和精神沟通就变得异常艰难。“言语目的却以功效主义为指向，只注重言语工具的载体价值，言语目的被异化为技术指标”。[2]因此，这种交往往往不能满足家长的需求，阻碍了辅导员与学生家长之间真正的情感交流，使交往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2．交往方式的模式化
调查显示,辅导员与学生家长之间交往的方式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创新和改变，呈现模式化特点。
首先，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交往方式呈现出“单向联系”的特点，联系方式比较单一（大部分联系以电话联系为主等，仅有极少数的家长通过飞信、电子信箱等方式与辅导员联系）。
辅导员通常是在学生出现问题时要求家长介入学校教育，家长也仅仅是在孩子出现问题时才与辅导员发生联系，这种沟通方式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缺乏连续的积极主动的沟通，这种单调的“单向联系”的交往方式，阻碍了辅导员与家长的良性沟通，严重影响了辅导员与家长交往的效果。
其次，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交往，往往呈现“点对面”式的交往,一般很少有“点对点”式的交往。
“点对点”式的交往是指辅导员个体与学生家长个体的交往，而“点对面”的交往是辅导员个体与学生家长群体之间的交往。在目前的状况下,因为辅导员所带学生人数的增多（虽然,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指出，高等学校总体上要按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但是，大部分高校的比例还高于此，有的高校师生比甚至达到1：1000。），工作压力的加大，加之信息沟通平台不流畅等原因，在工作中出现“点对面”式交往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点对面”式的交往使辅导员无法和每一个学生家长沟通，因此无法达到一个深入交往的状态，也达不到交流的预期效果。
3．交往过程的疏离化
辅导员与家长之间的交往过程呈相互疏离的状态，在家长与辅导员因为学生的关系而发生交往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辅导员讲家长听”的模式，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者琼斯与西鲍特的理论，这种互动是非对称性的相倚，非对称性相倚指的是一方以对方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另一方则主要对自己的计划做出反应。在非对称性相倚中，对自己计划做出反应的一方，主动把握着互动方向与速度，而另一方则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在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交往中，辅导员在交往中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反映学生在校的基本情况，要求家长予以配合，因此会不由自主地掌控谈话主导权。
“如果在一种关系里，其中一方要对另一方有目的、有计划地施加影响，则这种关系里的我——你态度所依据的乃是一种完整的相互性，一种注定了不可能臻于完整的相互性！’”[3]因此，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辅导员与家长的沟通都不可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辅导员希望尽快与家长沟通完毕，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而家长则认为自己是因孩子接受辅导员的“批评”，拒绝提供积极的信息，因此更希望交流尽快结束。
前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指出，不能把人与人交往看成是“由某种传递系统发送信息或看成是由另一种系统接受信息”，交流的结果导致辅导员成为整个事件的“独白者”。这种互相疏离的状态很容易造成沟通不畅，从而导致学生也成为被疏离的一方。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学校对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其次，辅导员要与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交往能力等等，而目前对辅导员的培训中并没有针对辅导员此类的培训。最后，很多家长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责任，不愿主动与辅导员交流。
二
辅导员在面临与家长交往中出现的问题，要勇于正视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加以改进。
1．辅导员和家长应互相理解
理解在交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没有理解，交往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交往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正自我认知而达到彼此理解的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狭义上来讲，理解是表示诸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表达，而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下，以及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参与交往过程的主体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他人所理解。[4]
辅导员在与家长交流的过程中，应互相理解，在理解中获得精神交流，实现经验共享。
这就要求辅导员和家长之间的交往要遵循以学生为中介的主体间性的原则。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格里芬的生态学世界观认为，生活在世界中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理解问题，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因此，辅导员与家长应在平等的基础上，用合理的方式，达成互相的理解。
家长和辅导员的主体间关系不同于辅导员和学生的主体间关系，辅导员和学生的主体间关系是一种互为对方性的关系，而辅导员和家长却是以学生为中介的。因此双方都应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置于一个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就共同关心的对象（话题）互相交换建议，辅导员和家长都要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思考、分析问题，以开放、宽容的心态，认同异于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同时，辅导员要注意在一些细节中体现对家长的尊重。如注意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注重维护家长的诉说权和决策权， 这样才能加深双方对事情本身的理解，弥补各自认识的不足，从而达到共识，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
2、辅导员应建立灵活的工作方法
当辅导员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经验和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家长时，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灵活的方式与他们沟通。
以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为例，新生入学伊始，每位辅导员就会统计好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家庭通讯地址、电话、父母的联系方式等),作为备用档案。
然后，在学生出现成绩（每学年修得必修及限选课学分达不到所选总学分66%的）问题，心理问题，没有按时缴纳学费等各种问题时，笔者所在的学院会要求辅导员与家长通话，将学生的状况告知父母，以便让父母了解子女在校的情况，从而得到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共同来教育和管理学生。
到大四上学期，若有学生因考研原因申请校外住宿，先让学生写申请,再填写正式的表格，把申请寄发给家长,让家长在申请书上签署意见，并附上家长的身份证，确保学生的安全。
学校还开展了“千名辅导员访千家”活动，对一些出现特殊情况（学习出现苦难、家庭经济困难、心理出现问题等）的孩子，辅导员会利用假期时间走访学生家长，真实地了解学生成长的环境。
辅导员与家长的这一系列的联系制度，在实际操作中获得了良好效果，不仅让家长及时了解了子女在校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以便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这一制度的推行，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以便得到更理想的效果。比如是否可以尝试建立辅导员与家长的飞信群，通过短信方式将学校重大新闻、事件告知家长，将学生在校的现实表现及时地发送到家长的手机中，让家长可以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成长情况。学校在对辅导员进行日常培训工作的同时，是否也可以成立家长会研究课题小组，通过各种形式，剖析学生和家长的特点，制订教育策略，定期相互交流。
3、辅导员应重视语言对话的技巧
交往主要通过对话达成。哈贝马斯认为：“所谓交往行为，是一些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在这些互动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通过他们的言语行为所追求的都是以言行事的目的，而且只有这一个目的。相反，如果互动中至少有一个参与者试图通过他的言语行为，在对方身上唤起以言取效的效果，那么，这种互动就是以语言为中介的策略行为。”[5]
在与家长谈话时，辅导员应注意谈话方式与沟通技巧。鼓励式回应的对话方式则是其中较好的一种谈话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有两种对话方式，一种是转换式回应的对话方式，另一种是鼓励式回应的对话方式。辅导员在和家长谈话的时候，应多用鼓励式的回应方式。
比如：
家长：我确实觉得孩子最近有些不太对劲。
辅导员：我也这么觉得。
这种应答就是转换式回应的对话方式。这种回答方式，就把问题转移到了自己这里，从而使家长的声音受到了压制，导致双方不能就同一个问题进行沟通。
但如果是下面这样的对话：
家长：我确实觉得孩子最近有些不太对劲。
辅导员：你能具体谈谈是什么表现吗？
这就是鼓励式回应的对话，辅导员听到家长的话后，马上从对方的角度做出反应，这种方式有助于谈话的深入展开，有助于辅导员更好地倾听家长的声音，通过与家长的谈话对学生的生活、家庭情况进行非判断性的理解，进行有效的对话。
辅导员还可以借鉴心理咨询技巧里的开放式提问和封闭式提问两种方式。谈话伊始最好用开放式提问，如以“什么”,“为什么”等词开头，让家长对事件给予详细反应，便于辅导员准确判断问题的症结所在。当辅导员对事情有大概了解后，则可以使用封闭式提问，就所谈事情限定范围，这样应答者只能用肯定或否定词，或是事实和数据作答。辅导员就可以据此验证自己的判断准确与否。
在新的形势下，辅导员与家长的交往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在与家长交往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辅导员只有经常与家长保持交往，才能保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致，更好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2]周芳:当代大学教育交往:师生交往问题的研究与对策[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5(1).87
[3] (德) 马丁·布伯:我与你[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1986.160
[4] 刘秉亚.论思想政治教育交往[J] 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2010.48
[5]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1
